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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书法家赵孟頫、邓文原与楚石的关系

关键词:元朝,书法家,赵孟頫,楚石     我要发布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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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书法家赵孟頫、邓文原与楚石的关系  

             赵孟頫(1254——1322)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画家、文学家。字子昴,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中年曾作孟俯,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自幼聪明,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后来奉元世祖征召,历仕五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信佛,与夫人管道昇同为中峰明本和尚(1263-1323)弟子。精通音乐,善鉴定古器物,其诗清邃奇逸,书画尤为擅名,篆籀分隶真草书俱佳,以真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 《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羲之、献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虞集称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度其形。”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同时代的书家对他十分推崇,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认为他的书法直逼晋人。

      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他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其绘画,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遥追五代、北宋法度,论者谓:“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开创了元代新画风。 交友甚广,与高克恭、钱选、王芝、李衍、郭祐之等相互切磋;直接受其指点的有陈琳、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能诗文,风格和婉。兼工篆刻,以“圆朱文”著称。

      赵孟頫 传世书迹较多,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临黄庭经》、独孤本《兰亭十一跋》、《四体千字文》等。传世画迹有大德七年(1303)作《重江叠嶂图》卷、元贞元年(1295)作《鹊华秋色》卷,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皇庆元年(1312)作《秋郊饮马》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著有《松雪斋文集》十卷(附外集一卷)。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迁寓浙江杭州。又因绵州古属巴西郡,人称邓文原为“邓巴西”。历官江浙儒学提举、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肃。其政绩卓著,为一代廉吏,其文章出众,也堪称元初文坛泰斗,《元史》有传。著述有《巴西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等。擅行、草书。传世书迹有《临急就章卷》等。

       邓文原青年时就与赵孟頫定交,被赵孟頫称为自己的“畏友”,两人感情至深。大德二年,成宗召赵孟頫入大都书金字《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邓文原为赵所荐,共同入京,使他的书法大显于世。在邓文原传世不多的书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受赵孟頫的影响要比鲜于枢深,他的书法风格颇似赵氏,如《黄庭坚松风阁诗卷跋》、《瞻近汉时二帖跋》等。陶宗仪《书史会要》评曰:“邓文原正、行、草书,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宗法晋人的书学观和学书之路正和赵孟頫一致,两人在书法活动中接触频繁,且手札往还,自然受到感染。邓文原除了擅长写正书、行书、今草外,对章草也出于刻帖又兼行楷流美笔意,明人袁华跋日:“观其运笔,若神出海,飞翔白如。”(见汪珂玉《珊瑚网》)。

       邓文原和鲜于枢同在赵孟頫复古的大旗下,成为元代复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干将。鲜于的影响不如赵,而邓的影响不及鲜于,如果将鲜于归于英年早逝的话,那么邓的原因则是其晚年疏于翰事,书名渐隐。有张雨跋《临急就章》文为证:“(邓)早岁大合作。中岁以往,爵位日高,而书学益废。与之交笔砚,始以余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为学不可止如此。”,可见邓氏因多涉政事,翰墨日疏,以至未能在其后半生再将自己的风格拓展得更加鲜明。    

       由于赵孟頫的推荐,邓文原才得以进京,不但书法为人所知,而且官越做越大,最后由于热衷于仕途慢慢地把书法荒废了。  而相比之下,赵孟頫却是官不但越做越大,书法名声远播海内外。由于赵孟頫和其夫人都信佛,均为佛门弟子,因此与佛教界的人士来往平凡,赵孟頫和楚石(1296——1370)都是浙江人,邓文原祖籍为四川绵阳人,后迁居浙江,与赵孟頫成至交,赵孟頫不但举荐了邓文原,还对楚石的才学大加赞赏,因此,在元英宗为寿安寺下诏书写泥金大藏经的时候,将楚石召进京城,这才有了楚石北上大都再到上都的历史佳话,也才促成了《楚石北游诗》这部用诗写成的游记,让我们后人在研究元史的时候,能够从中找到几个元朝人物的踪影。楚石的书法影响力虽然不如赵孟頫、邓文原、鲜于枢,但是在日本,他的书法却有着一席之地。假设楚石当时不是出家人,不是天宁寺的住持,那么他会不会也在京城为官了呢?如果那样,他的书法作品恐怕不只是流传于佛教界,也不只是通过佛门途径流传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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